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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毒危條例擴大利得沒收之合憲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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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_at: 2024-02-05
modified_at: 2024-02-05
author: "艾濰"
category: "法律潮流專欄-刑事法組"
tags: ["擴大利得沒收、一般利得沒收、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確信心證、蓋然性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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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危條例擴大利得沒收之合憲性討論

> 時事議題考點說明｜刑事法｜

By **艾濰** | 2024-02-05

毒危條例擴大利得沒收之合憲性討論 關鍵字：擴大利得沒收、一般利得沒收、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確信心證、蓋然性權衡 壹、前言2023年末，憲法法庭針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危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進行合憲與否的言詞辯論與審理，其中有關合憲與違憲之不同意見，各有其見地，本文將從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之見解出發，首先就一般利得沒收而言，雖然目的均為禁止任何人保有犯罪所得，惟與本案所要討論的擴大利得沒收是否有本質上之差異？由於根據刑法第38-1條第1項規定，犯罪所得之沒收必須與刑事違法行為有所連結，擴大利得沒收（例如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2項、毒危條例第19條第3項）乃屬一般沒收的特別規定，規範要件之設計亦有差別，有必要就此作更全面的分析，以建構擴大利得沒收的法律上正當目的。 貳、一般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與性質 一、憲法裁判下的理解根據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意旨，大法官指出，就刑法利得沒收而言，審查行為人所實施之行為違法性、以及不以行為人具有罪責為前提，「並非非難行為人或第三人有何違反社會倫理之犯罪行為，此與刑罰係基於制裁個人犯罪行為而設，行為人須因違法且有責行為始受刑事制裁有異」，總結而言，沒收不具有非難目的，再加上規範要件與刑罰有別，本質上並不相同。再來就沒收所造成的影響（範圍）而言，利得沒收的作用、功能僅及於回復合法的財產秩序，並非用以非難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防止其財產再度投入於非法犯罪之目的，是以從影響的範圍以觀，亦與刑罰有別。 二、犯罪所得沒收之範圍計算就沒收範圍而言，向來在德國法上素有爭議，有採總額原則以及淨利原則兩種對立見解。其中前者又可分為絕對總額原則與相對總額原則，所稱「絕對」係指只要落入行為人或第三人可得支配之領域後，不論成本、不計代價，只要與犯罪行為具有關聯性，應全額宣告沒收；所稱「相對總額」則是應將行為人所投入之成本中，未沾染不法之中性成本扣除，再計算出應沒收之總額，由於原則上仍是不扣除犯罪成本，故屬於總額原則之分類。相反地，主張淨利原則之學者認為，犯罪所得沒收僅在消除不法行為所「增加」的財產，其目的在於減少行為人再犯的經濟誘因，向社會大眾宣告犯罪不可能獲利；總額原則可能面臨的問題是，犯罪所得容易剝奪受處分人之固有財產，無法排除其合法財產受侵害的可能性。更進一步言，憲法法庭雖闡釋了「任何人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以及「回復合法財產秩序」等制度目的，但仍無法解釋與回答，在犯罪行為人已經投入犯罪成本，喪失了對於犯罪成本的處分支配權後，為何仍要透過總額原則沒收該犯罪成本？這出自於三種可能性：第一，排除再犯的危險性；第二，避免再次投入犯罪；第三，彰顯對於違法行為之非價。從而，犯罪所得沒收並非保安處分，無法達到第一種結果，而且犯罪成本既已投入，喪失處分支配權，亦不會再度投入犯罪，僅剩第三種可能性，亦即對於違法行為之非價。 參閱薛智仁，〈刑事沒收制度之現代化：2015年沒收實體法之立法疑義〉，《台大法學論叢》，47卷3 期，2018年9月，頁1066-1067。 三、小結就一般犯罪所得沒收之性質，立法者的態度向來都是採取非刑罰、亦非類似刑罰的立場，學說上容有爭論，有認為同當初沒收新法的立法初衷一般，採取相對總額原則的前提下沒收即屬刑罰、保安處分以外的獨立法律效果，而此種獨立效果並非刑罰或類似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