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投保中心對於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解任訴權，本規定經歷了數次修正，使投保中心得以汰除不適任之董、監事，以逐步完善對於投資人的保護。惟現行法下，董事之解任與失格訴訟仍存在部份解釋論上的爭議，本文將為讀者簡要整理修法歷程，並就現行法下之爭議提出實務與學說見解加以分析。

投保法代表訴訟與董事解任訴訟修法沿革

我國公司法關於淘汰不法或不適任董事之規定，包含當然解任（第30條）、股東會決議解任（第199條）及裁判解任（第200條），均有條件過於嚴格或權利行使不易等障礙。為解決裁判解任規範之缺失，投保法於民國（下同）98年增訂投保中心得對董事提起解任訴訟之規定；惟實務上存在董事主動辭職後再度當選，或被裁判解任後再度當選，甚或以公司法第27條第3項規定由法人股東隨時改派同條第2項法人代表人董事等方式，實質上架空解任訴訟的規範。

因此，投保法在109年修正時，增訂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自此明文規定3年的失格效。

此外，109年投保法的另外一項重要修正是增訂了「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的規定，該次修法是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見解的明文化，以避免董事之不法行為發生於任期即將屆滿之際，或於該次任期屆滿後始經保護機構發現，或行為人發現後即辭去董事或監察人職務，再經重行選任時，保護機構均不得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法院裁判解任，將致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無從依該條款規定獲得保護，而使該規定形同具文之窘境。

現行投保法之爭議

然而，投保法雖歷經數次修正，致力於避免董事透過辭職、改派等方式逃避投保中心之追訴，惟現行法下，仍存在以下的爭議：

董事於「訴訟中」辭職或經改選等原因未擔任該職務，解任失格訴訟是否因而欠缺訴之利益？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之立法理由提到：「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

學者認為，此係預期在失格效規定出現後，被告董事為免敗訴而生之重大不利益，可能採取「訴訟中辭任」的策略作為，立法者欲對此種情形加以防堵而為之宣示。據此，即使董事於解任訴訟繫屬中辭職或卸任，解任訴訟不因此欠缺訴之利益，以避免失格效的規定被架空。

董事於「訴訟前」辭職或經改選等原因未擔任該職務，解任失格訴訟是否因而欠缺訴之利益？

實務見解

肯定說

對此問題，實務有不同看法，採取肯定說之實務見解認為，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對照觀察，第1款是規範代表訴訟，並明文規定保護機構得「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亦即明文規定得提起代表訴訟之對象包含「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第2款解任訴訟之對象則為「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而未包含「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可知立法者於修正上開條文時，係參酌外國立法例及規範目的，而將第1款之代表訴訟起訴對象擴張及於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然並未針對第2款之解任訴訟為相同規定，應是有意加以區別。因此，裁判解任訴訟與代表訴訟的差異並非法律漏洞，而不得由司法者造法加以填補，故不得對已卸任的董事提起解任訴訟。

否定說

反之，採取否定說之實務見解則認為，參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之立法理由：「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可知立法者為貫徹失格規定之公益目的，已明確表示董事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訴訟仍具訴之利益，即董事是否仍在任，非失格效之要件，否則董事得以起訴後辭職之方式，架空失格效，使該規定成為具文。則於保護機構對已卸任之董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之情形，如因裁判解任規定未明定對已卸任之董事亦有適用，而認為不具訴之利益，將無法使該董事因裁判解任訴訟之判決確定，而發生失格效力，將與裁判解任、失格規定維護公益之目的有違。故為貫徹投保法之立法意旨，當認裁判解任規定未如代表訴訟規定般，明定可對已卸任之董事提起，乃存在法律漏洞，應予目的性擴張，認該董事於起訴前雖已不在任，仍具解任訴訟之訴之利益，以填補該法律漏洞。

學說見解

肯定說

採取肯定說之學者認為，109年修正後，投保法雖然增訂第10條之1第7項之失格效的規定。然而，吾人不應僅因此一失格效的規定，進而改變「裁判解任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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